在“兩會”即將召開之際,新華網梳理了連著百姓心事的幾件“兩會”大事。其中就有食品安全問題——怎樣為“舌尖上的安全”把好關?據了解,已經有一些代表和委員準備了與食品安全有關的提案。近年來,人們對食品安全越來越關注,它將是今年“兩會”的熱點話題之一。
在工業生產中,既有安全標準,也有質量標準。不言而喻,安全標準是*位的標準,這一點在食品藥品安全的重要性上體現得zui為突出。安全標準和質量標準在實踐中常常融合為一個標準。近年的一些食品安全事件(如三聚氰胺牛奶事件)反映我國的安全標準還有待提升和完善。比如,牛奶已經成為居民消費必需品,但標準和監管體制并未相應升級。又如,實行包產到戶后,農業生產者高度分散的業態難以保證飼養規范和奶源品質,等等。問題的核心在于,奶業市場標準出現了失控,競相進口成本更低的乳清粉制作液態常溫奶,再以成本價傾銷的方式將競爭對手排擠出市場。規范養殖下的鮮奶成本太高,難以與之競爭,導致違規養殖和加工盛行,利益相關者挖空心思,通過添加三聚氰胺來實現蛋白質含量達標。再加上食品監管體系不健全,zui終導致了這一震驚世界的食品安全事件。
日本也曾發生過森永毒奶粉事件。上世紀50年代,日本經濟持續高速增長,對牛奶和奶制品的需求增長迅速,但監管體制相對滯后,在這一背景下,1955年爆發了森永毒奶粉事件:由于制作奶粉的添加劑中混入了砷,導致一百多名嬰兒中毒死亡,一萬多人留下終身疾患。在消費者維權團體的不懈努力下,這一事件直到1973年才得以定案,森永兩名員工被判刑,同時對受害者或其遺屬提供終身賠償,迄今為止,平均每年支付超過10億日元的賠償金。圍繞這一事件過失責任的認定,成為日本法律*關于侵權責任的案例。
兩起事件的根源,都在于標準過低且無約束力。森永毒奶粉事件爆發的根源,就在于企業使用劣質奶源,制成的奶粉兌水后不易均勻化開,于是加入添加劑幫助溶解,結果使用了含砷的劣質添加劑,導致重大安全事故。三聚氰胺事件是鮮奶和還原奶的錯位競爭所致,和森永事件一樣,本質上也是因為質量標準和安全標準過低。
兩起事件的處置也值得深思。森永事件后,日本牛奶及奶制品國標向荷蘭等奶業發達國家標準看齊,并在立法和修法中對食品衛生、添加劑使用等進行了嚴格的法律限定,并對消費者尋求質量安全、表達意見的權利及知情權、選擇權給予法律保護。經過長期努力,日本食品安全標準已經成為受到廣泛信賴、具有影響力的標準。在三聚氰胺牛奶事件的處置中,雖然對具體行為和具體責任方進行了處罰,但后續賠償存在爭議,而且,乳品安全國家標準非但沒有得到促進,反而在修訂過程中受等多方利益訴求影響,出現了蛋白質含量、菌落總數等關鍵標準相對于原國標大幅度退步的怪象。
總結兩起案例,可以看到,安全和質量合一的標準,要求有多高,要求有多嚴,決定了一個產業乃至一個經濟體的競爭力。為什么這么多中產階級消費者信不過中國制造?原因很簡單,中國市場上既有嚴格符合標準的產品,也有不符合標準的非標產品,還有大量形式上有標準認證實質上卻沒有認證的產品。
*的普遍規律是國標低于行業共同制定的行標,行標又低于大企業的企標。在很多領域,中國的情況則恰恰相反,大企業不通過質量提升、研發創新去尋求高于行業平均的利潤率,反而通過惡性競爭謀求基于市場壟斷的超額利潤,和一百年前美國企業不擇手段搶占*、簡單依靠規模擴張增長的方式如出一轍。
因此,要實現中國創造,關鍵在于把標準作為提升產業競爭力的核心,肅清市場環境。鑒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規范程度還不高,提升標準可以小步快進,但方向必須明確,只能是就高不就低,對非標產品公然上市、企標行標屢屢突破國標下限的現象必須零容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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